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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李德锋博士撰文评介《庆阳通史》

作者:   研究中心   发布时间:2013-05-14 15:58:04   浏览次数:936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刊登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李德锋博士的学术论文《区域性通史撰述的典范——读<庆阳通史>》。李博士指出,在当前地方性通史的撰修方兴未艾的背景下,较早成书的区域性通史《庆阳通史》站在“国家”的高度撰写区域史,恰当地处理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二元功能,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现代社会背景下成功的修史模式,特点鲜明,对于区域性通史撰述旨趣、特点和模式等方面都作了积极的总结和探索,成为区域性通史撰修的典范,必将对区域性通史的撰述产生深远的影响。

【附件】

论文CAJ版:区域性通史撰述的典范_读_庆阳通史_李德锋.caj

论文WORD版:

区域性通史撰述的典范

——读《庆阳通史》

李德锋`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当下,地方性通史的撰修方兴未艾。较早成书的区域性通史《庆阳通史》站在“国家”的高度撰写区域史,恰当地处理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二元功能,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现代社会背景下成功的修史模式,特点鲜明,对于区域性通史撰述旨趣、特点和模式等方面都作了积极的总结和探索,成为区域性通史撰修的典范,必将对区域性通史的撰述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区域性通史;庆阳通史;修史模式

一般而言,经济的发展会带动文化事业的繁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具体到史学领域,一大批反映各个领域的史学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致看来,目前的这些史学成果存在着几种倾向。就这些史学成果分布的地域而言,如前所述经济对文化的制约作用,这些史学成果较多地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和对经济发达地区历史的研究。就史学成果所记载的行政级别而言,多为国家、自治区、省、省会和各中心城市的历史。就史学成果所呈现的形式而言,可以说是种类繁多,但最为普遍的还是章节体通史的形式。而近一段时间,随着高行政级别的历史研究大致成书、各地方经济的发展以及各地文化氛围的浓厚,地方性通史的撰述也逐渐表现出星火燎原之势。

目前,地方性通史撰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各省、自治区和各中心城市编纂了有关本城市的通史著作,如黑龙江、广东等省,宁波、桂林、锦州、安阳等城市。跳出城市格局、记载范围更大的区域史也取得了突破,如《呼伦贝尔通史》的编纂(张海鹏《庆阳通史序》)。但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或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单就撰述内容而言,怎样处理地方史与国家历史的关系?如何处理史学求真和致用的二元功能的协调?如何看待史学知识学术性和普及的关系?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思考的,更是我们需要在撰修过程中不断摸索和具体解决的。至于在修撰过程中,如何处理行政参与和学术自主的之间的关系,这也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也关系到一部史书的成败。

可喜的是,这些内容都在《庆阳通史》中得到了切实地反映和很好地处理。《庆阳通史》,分上、中、下三卷,2011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记述了上古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庆阳历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等各个方面。总体看来,全书内容丰富翔实,论证缜密合理,观点平实中允。具体看来,以下几点特别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站在“国家”的高度撰写区域史

地方是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方在共同构成国家这一意义上是平等的。但我们不可否认,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地方的自然地理条件,地方在国家的建设和统治上又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以说,庆阳自古以来于国家而言就是一块战略要地,如周秦汉唐时期对关中政治中心的拱卫;北宋和明朝分别作为抵御西夏和鞑靼的前哨,近代作为保存革命火种的根据地之一,等等,“历史上一直发挥着拱卫中原王朝的作用”(《庆阳通史·绪论》)。这是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庆阳与“国家”的这一层密切关系。《庆阳通史》的作者们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明确地提出了“站在‘国家’历史的高度,突出‘地方’历史”(《庆阳通史·绪论》)的编纂旨趣,我们认为是切实可行的,也是独具眼光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把此旨趣作为一种口号来进行标榜,而是贯彻到具体的编撰活动中来。

首先,出于这层观照,《庆阳通史》在史料搜集和运用方面,不仅注意到地方史料,而且也重视对于“国家”史料的发掘和运用。历代官修的 “二十五史”、《明实录》、《清实录》、《光绪朝东华录》等,编年史如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名人文集如《范文正公集》、《马端肃奏议》、《杨一清集》、《左宗棠全集》等;思想经典如王符的《潜夫论》、傅玄的《傅子》、李梦阳的《空同集》等,历史地理文献如郦道元《水经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王仲荦《北周地理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都成为编撰过程中广泛引用的史料,“对这些文献的爬梳与利用丰富了庆阳历史研究的资料与内容” (《庆阳通史·绪论》)。具体如上卷第六章第一节《隋朝的庆阳》引注42个,其中引用《隋书》、《太平寰宇记》、《资治通鉴》、《旧唐书》等“国家”史料就有36个,所占比重为85%还强(《庆阳通史》上卷,第423-432页)。这些都为作者所提出的“国家”高度在客观史料来源上提供了保障。

其次,在广泛利用“国家”史料的基础上,此书拓展了庆阳历史的本身内涵。如此书中卷第七章记述范仲淹知庆州时的功绩时,其中“举荐贤才”一项就利用了《范文正公集》中所载为藤宗谅辩护一事,这不仅突出了范仲淹爱惜贤才的主题,而且使得庆阳在范仲淹治下的历史丰满和灵动起来。

此书在内容安排也十分重视考察“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各大部分都首先总论前后王朝鼎革对于庆阳的影响以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发展脉络。其后对王朝在行政建置、经济措施、文化政策等各个方面及其在庆阳的影响和表现等方面展开充分的论述。就论述主体而言,此书一直在“国家”——庆阳——“国家”……这样的视角中不断变换,这种视角变换也正说明了作者在内容安排上以地方史为依托所寄寓的“国家”宽广视野。

在具体论述中,更是把“国家”和地方史实生动地结合起来。如《秦朝时期的庆阳》一章在论述了秦朝的“国家”郡县制度后,随即以“庆阳属于北地郡,这是沿袭秦国的制度”为始,或通过爬梳历史文献,或采用考古成果,考察了现今为庆阳境内的义渠、泥阳、弋居、安武、彭阳、郁郅、方渠7县的治所、官长、历史沿革等丰富内容。这既避免了由于史料阙如或认识不够所造成的主要论述“国家”史实以充地方“门面”的尴尬境况,也规避了在内容表达上“国家”和地方史实各行其是、没有交叉的风险,从而把“国家”和地方的史事充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整体而言,我们认为《庆阳通史》达到了作者的预期。“通过宏观考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中央政策入手,来反映庆阳历史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和国家政策对庆阳历史的影响;通过微观分析,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对发生在庆阳的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对于能够突出庆阳历史特征的内容进行细部描述,从而反映出庆阳历史文化的深厚内涵”(《庆阳通史·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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